2.环境条款属于基本国策 严格意义上讲，国策原本属于宪法以外的范畴，但自魏玛宪法以来，规定国家发展指针的国策条款，形成对国家政治发展一种前瞻性的期待成为一种趋势，基本国策成为宪法中国家机关和人权规定以外与前两者对应的第三种结构。

[19][美]房龙：《宽容》，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版，第357页。首先，当议会颁布的法律和政府的条例发生冲突时，宪法委员会可以主动扮演仲裁者的角色。

在戴高乐派再次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宪法草案以微弱的优势获得通过（制宪会议投票308票比249票。李晓兵：《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与宪法委员会》，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13]在这近百年的反复社会动荡中，违宪审查制度虽然被各路政治力量反复提及，但是它一直都沉浮于卢梭式激进民主的漩涡中，最终也没有正式破土而出。他们在心灵深处最看重的，毋宁说还是某种专制权威，尽管这种权威可能呈现着另一种形态。法国今天的违宪审查机构—宪法委员会（Le Conseil Constitutionnel）[8]—直到1958年的第五共和国宪法中才被提出，到了1971年才由结社自由判例相对完整地确立其职能。

第五共和国的宪法把宪法委员会的规定放置在第六章，在总统政府议会之后，但在司法机关之前。[44]比如在德斯坦总统的推动下，法国法律中的成年标准由21岁降至18岁。在行政违法理论中并不十分强调违法行为的后果，有些可能但尚未引起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也须受到行政处罚。

（五）危害结果并不需要在构成要件中列明 参照德国《违反秩序罚法》第1条之规定，[28]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要件理应包括构成要件的该当性（Tatbestandsm??igkeit）、违法性（Rechtswidrgkeit）以及有责性（Vorwefbarkeit）三个判定标准。任何现象都会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由其他现象所引起的。同时，这种立场在后期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中，也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在行政处罚理论中同样可以适用。

如某单位违反消防条例的行为，或某驾驶员违反交通规则的行为，虽然均未造成危害结果，但也应负违法责任。（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

[18][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00版，第58页。[21]可见，归根结底，公共利益也与人存有关联，它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当然也是人的利益。如上所述，这种认识有欠妥当。另外，还学者认为，作为构成要件的危害结果实际上是在两种不同意义上使用的：（1）危害结果是任何行政违法行为对行政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对行政法所确立的行政管理秩序的侵害，《行政处罚法》3条规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正是这种一般的危害结果，在此意义上的危害结果当然是所有行政处罚责任的构成的必备要件。

譬如，《治安管理处罚法》25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毋庸置疑，这是危害结果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最为鲜明的功能，它直接决定处罚的有无，已经超越了量罚本身的范围。[11]徐继敏主编：《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这些立法想要表达的认识是：行政不法行为如果以发生损害结果为要件，便没有不承认未遂的道理，[36]并且它们还明确规定，只有在立法有明确规定可以处罚未遂行为时，才能予以处罚。

那么，共同体的利益是什么呢？是组成共同体的若干成员的利益总和，[18]公共利益不是一个与个人利益相对立的术语。譬如，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三节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和处罚中，便存有大量的意在保护个人法益的相关规定。

[2]杨解君：《秩序·权力与法律控制——行政处罚法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页。[6]因而，现行行政处罚法上的众多理论，大多都可以从刑法学中找到原貌，包括本文所涉及的危害结果的相关认识。

从立法技术上说，理想型的法律规范会将违法行为的基本特征详尽描述，包括违法行为类型、损害结果等等方面。[10]就行政处罚而言，对违法对象的危害结果并不很重要，只要实施了行政违法行为就应当受到行政处罚，[11]并且行政违法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没有造成实际的危害结果，但由于其可能造成某种危害结果，相对一方也因此必须承担法律责任。[19][英]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页。[37]洪家殷：《行政罚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60-261页。因此，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传统认识习惯于将危害结果视为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加重情节，而不是构成要件的必备要素，危害结果在决定是否要给予行政处罚的各个环节中，也几乎没有任何地位和功能可言。[9]参见汪永清：《关于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若干问题》，载《中外法学》1994年第2期。

一般而言，行政机关并不直接判断相对人行为是否已经产生实际的危害结果，而只需确立其是否已经达到危险程度，执法实践中对危害结果的判断，也大多体现在对危险的判断上。学者们认为，危害结果并不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必备要件，理由有三：（1）行政处罚是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为宗旨的，而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均是非人格化的，对其危害往往不直接发生实际后果。

实践中，判断相对人行为是否违法，以其是否构成了对行政法益的侵害为标准。[14]参见杨小君：《行政处罚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22]行政相对人的任何行为都必然会引起结果，只是并非所有结果都需要被行政处罚法加以评价，结果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只有能够被法律评价的结果才是危害结果。总而言之，危害结果实际上包括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危害结果和危险两种类型，可分为可能的危害结果和实际的危害结果两个发展阶段。

但是，实践中并非如此，在特殊情形下，它也会对某些内容按下不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不是必备要素，而只是立法者基于简炼目的所做的考量。任何客观外在的行为都会引起结果，整个世界是一个互相联系的整体，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27]洪家殷：《行政罚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第256页。参见熊樟林：《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构成要件的个数——判断一事不二罚的根本途径》，载《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8期。

（二）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蚀性物质或者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但由于本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应当从轻处罚、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

因此，其在某些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中可以不被表现出来，但这并不影响违法行为的成立。危险 一、问题的提出 熟知刑法学的人都清楚，刑法学上有所谓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争端。

这种认识与哲学上的因果关系理论并不相符，容易陷入主观归责的窠臼，同时也可能会导致行政处罚权的滥用。[12]因此，在行政管理领域，从总体上说，危害结果对行为人是否应承担行政处罚之责，关系不大，不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危险的危害结果与可能的危害结果具有定罚的重要意义，这分别表现为：（1）危险在本质上也是一种危害结果，即使构成要件不要求实际的危害结果，但行为也必须达到一定的危险状态之后才能施加处罚。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大部分都只停留在可能的危害结果阶段，但可能的危害结果也是一种结果，它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我们主观臆想的，正如哲学家所言：可能性是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因为现在中有未来的前提。（三）扬言实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扰乱公共秩序的等等。[37]可见，危害结果在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量罚过程中意义重大，甚至于在外国立法上，其直接涉及到到底要不要给予行政处罚的问题。

行为人自动放弃实施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结果发生，没有造成损害的，不予处罚。参见于立深：《行政立法的过程、体例与技术——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为例》，载《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

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等等。在我国，从《违警律》中诞生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沿袭了这种传统，我国传统理论认识也毫无保留地接受了这种观念。

在行政法中，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譬如对于盗窃行为而言，《治安管理处罚法》49条仅只规定：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中止行为由于未发生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结果……且由于此种行为已因行为人意志而中止，或阻止结果之发生，并为未造成违反行政法上义务之结果，故其可罚性已甚低。